米兰体育官网 洪武年间，湖南人口为何神秘消失？

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被我们当作“野史”的故事，可能才是被掩埋的真相？今天要聊的，就是一段被正史刻意淡化，却在民间记忆和零散记载中反复浮现的往事——它关于明朝开国，关于一位帝王，也关于一片土地的伤痕。

一、从南京开始：皇帝亲笔认下的“京民为逆”

很多人提起明朝，总会想到洪武之治、永乐盛世。但历史的背面，往往藏着另一番景象。我们先从南京说起。南京，朱元璋的龙兴之地，他在这里经营了十四年，最终定鼎天下，也定都于此。照理说，这该是他最爱护的地方。然而，翻开一些明代文人的笔记，你会看到触目惊心的记录：

祝允明在《野记》里写道：“（洪武）二十三年，京民为逆，僇其半，以半迁之化外。”陆容的《菽园杂记》也有类似记载：“（洪武）二十三年大杀京民。”更详细的描述来自俞本《纪事录》：“以应天府所属上元、江宁二县之民与胡惟庸为党，将男妇长幼悉屠之。”

过去，每当有人引用这些，总会被驳斥为“不可信的野史”。但打脸来得很快——朱元璋自己“认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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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官方编纂的《明太祖御制文集》中，收录了一篇《肃清奸党录序》，朱元璋亲口说道：“因京民为逆不已。在京之民，废及一半，迁于化外者一半。”这几乎与祝允明的记载完全对应。在著名的《明大诰》（朱元璋亲自编纂的普法兼训诫文书）《京民同乐第二十八》中，他更是以严厉的口吻指责南京市民受胡惟庸、陈宁“诱惑”，“一概动摇”，导致“身亡家破”。

根据《明实录》及其他明代史料交叉印证，这场针对南京市民的清洗，导致超过十万人消失。难怪后来朱元璋下诏求直言时，有臣子胆大上书，指责他“大戮官民，不分臧否”，其中必然误杀了无数忠良善人。

南京尚且如此，那些远离政治中心的地区呢？当屠刀挥向更广阔的疆域，正史的沉默，反而让地方志、族谱和人口数据的异常变动，成了无声的证词。

二、湖南谜案：正史人口数据里的“幽灵屠刀”

如果说南京事件尚有皇帝“自白”和零星官方记载可循，那么“洪武屠湘”或“血洗湖南”，则更像一桩被系统擦拭过的悬案。《明实录》、《明史》对此讳莫如深，只字不提。然而，历史真相有时就像水底的石头，水流（官方记载）试图掩盖它，但水面的波纹（人口变动、地方文献）却暴露了它的存在。

最硬的证据，来自冰冷的人口数字。

翻开《元史·地理志》，元代长沙路（辖区涵盖今长沙、株洲、湘潭、益阳等地）有户60万3501，按每户平均5口计，人口约300万。这是湖南的核心富庶之地。

再看明初。根据嘉靖《长沙府志》记载，到了洪武二十四年，长沙府在已经吸纳了大量江西、安徽移民“填湖”之后，总人口也仅有约53万人（一说50.9万口）。

从元末的约300万人口，到明初的50余万，核心区域人口蒸发超过80%！这种断崖式下跌，在整个中国南方都极为罕见。要知道，元末天下大乱，战火最激烈、拉锯最久的主战场在江淮、江西、江浙一带。湖南地区的战事规模和持续时间，远不及这些地方。为何江西、浙江战后人口依然稠密，甚至需要向外移民，唯独湖南，仿佛被一股神秘而恐怖的力量“格式化”了？

明代万历年间编纂的《湖广总志》也承认了一个模糊的事实：“自元季兵燹相仍，开云土著几尽，五方招徕，民屯杂置，江右、徽、黄胥来附会。”“土著几尽”四个字，轻描淡写，却重若千钧。是什么样惨烈的“兵燹”，能让世居于此的土著居民几乎灭绝，需要从遥远的外省大规模招徕移民来填补空白？

三、方志与族谱：破碎记忆的拼图

正史沉默，地方志和族谱就成了窥见真相的缝隙。

嘉靖《湘潭县志》记载，洪武二年的县令莫玉，主要政绩是“招抚流亡，户口日增”。乾隆《湖南通志》提到洪武初的醴陵县令黄彦正，“时当开创，修举废坠，综理合宜，招抚流移，最于列邑”。另一任湘潭县令王叔撝，“劝民耕种，教民耕植，麻黍遍野，户口倍增”。

这些看似表彰地方官政绩的文字，反过来看，恰恰描绘了一幅劫后余生的凄惨图景：到处是“废坠”（废墟），遍地是“流移”（流民），原本农业发达的鱼米之乡，竟需要地方官从头“教民耕植”，而且是在“户口倍增”的努力下，总人口仍远不及元代。

民间的记忆更为直接和惨痛。湘潭《黎氏续四修族谱》中明确写道：“明洪武初兵戈四起，湖湘千里无烟，其人殆尽。”“千里无烟，其人殆尽”，milan这是何等的人间地狱景象。

更值得玩味的是，一位由朱元璋亲自征召入朝的湖南籍高官——翰林学士刘三吾，在洪武十三年为家乡茶陵段氏族谱作序时，哀叹道：“壬辰之乱，州里化为山泽，宗族化为草木，人类且澌灭，夫族谱奚求？”他将茶陵近乎人类灭绝的惨状，归因于“壬辰之乱”（即1352年元末红巾军战事）。

然而，这解释不通。茶陵在元代是直隶州，有3.6万余户，17.7万余口，人口稠密。元末战乱固然有破坏，但同期遭受更严重战火的江西等地，并未出现人口“澌灭”的情况。而且，如果真是红巾军或陈友谅部造成如此灭绝性屠杀，以朱元璋的立场，在史书中大书特书敌人的残暴以彰显自身合法性，是常规操作，为何反而只字不提？

线索在另一位茶陵人尹明瞻那里得到了补充。他在永乐十六年（朱元璋已死）的《尹氏续修族谱序》中，将家族谱牒毁坏、宗族凋零的时间点，明确指向了“乙巳年”，即1365年。这一年，恰恰是陈友谅势力灭亡后的第二年，也与《明太祖实录》中记载朱元璋军队在茶陵击杀陈友谅部将饶鼎臣的行动时间吻合。

尹明瞻写道：“旧居火田同族八十余房，今十仅存一二。”一个大家族，十分之八九的支系消失了。他不敢说是谁干的，只模糊地归咎于“兵燹”。但时间节点，牢牢地钉在了明朝军队控制湖南的初期。

刘三吾的其他诗文中，也弥漫着这种悲凉：“近日亲友多物故，旧时里巷半丘墟”、“病从兵后得，愁向酒中宽”。他本人更是为了避祸，远走广西。若非灾难蔓延整个湖南，何至于此？

四、不仅仅是长沙：整个湖南的“人口黑洞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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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场灾难，绝非长沙一隅。学者曹树基等人根据明代方志，对比《元史·地理志》，整理出了更骇人的数据：

元代岳州路：78.7万口 → 明初：21.8万口 （下降约72%） 元代常德路：102.6万口 → 明初：24.8万口 （下降约76%） 元代宝庆路：12.6万口 → 明初：14.8万口 （略有增，因并入他县） 元代衡州路：20.7万口 → 明初：27.2万口 （略有增，因并入耒阳等州） 元代永州路：10.5万口 → 明初：11.4万口 （基本持平） 元代郴州路：24.1万口 → 明初：11.2万口 （下降约54%）

需要特别注意，明代这些府的辖区面积普遍大于元代的“路”，因为明代将元代一些独立的州（如耒阳、桂阳、常宁等）降级为县，并入了上述各府。也就是说，明初统计的人口，是包含了更多土地面积上的人口。即使如此，除了永州等个别地区，大部分地区的人口较元代仍是大幅下降的。如果按相同辖区对比，下降幅度将更为惊人。

这立体地印证了“湖广（湖南湖北）土著几尽”的说法。

五、《实录》的“口误”与长期的荒芜

最讽刺的证据，有时来自“自己人”的无心之失。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百五十，洪武三十年的一条记载，露出了巨大的马脚：

有官员上报，常德府武陵县（今常德武陵区）“土旷人稀，耕种者少，荒芜者多”，建议从人口稠密的江西迁移无地农民前来开垦。朱元璋批准了，“命户部遣官于江西，分丁多人民及无业者于其地耕种”。

这条简短的记载，信息量爆炸：

直到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，朱元璋去世前一年），湖南核心区域常德一带，仍然地广人稀，荒芜多年未能恢复。 需要从遥远的江西跨省移民，说明不仅武陵县，其周边乃至整个洞庭湖平原地区都人口不足，否则就近调剂即可。 对于为何如此荒芜，《实录》没有任何前因解释，仿佛这里天生就是一片空白。 整个洪武年间，鼓励垦荒的记录很多，涉及全国许多省份，但湖广（尤其是湖南）在早期垦荒记录中几乎缺席。一片自然条件优越的土地，在王朝初年竟没有开垦的记载，这本身就不正常。

清代民国时期的一些地方志，如慈利县的记载，提到明初“屡遭兵变，居民逃亡，旧地荒芜者十之六七”，虽然时代较晚，但与明代中前期文献透露的信息链是吻合的。

结语：沉默的证言

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但真相往往藏在被销毁的档案、被修改的数据、以及幸存者零星的、胆战心惊的记忆里。南京的清洗，有皇帝御笔为“证”；湖南的创伤，则化作了人口统计表上诡异的缺口、地方志中语焉不详的“招抚流亡”、族谱里“千里无烟”的泣血记录，以及《实录》中那道关于移民荒地的、轻描淡写却令人不寒而栗的奏章。

“洪武屠湘”或许永远不会像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那样有详尽的“野史”清单，因为它被系统性地从官方叙事中剥离了。但数据不会说谎，土地的记忆不会完全消失。当一片在宋元时期已高度开发、人烟稠密的区域，突然在王朝更迭后需要从外省大规模输入人口才能维持基本运作时，我们有必要问一句：原来的那些人，去哪儿了？

历史的复杂性在于，我们承认朱元璋有统一天下、恢复秩序、制定章法的一面，但也无法忽视其统治中严峻、残酷乃至血腥的另一面。那些被正史轻轻翻过的页页，或许正是无数普通人用生命写下的、沉默的证言。探寻这些，不是为了单纯地批判，而是为了更完整地理解一段历史，理解我们脚下土地曾经历的真实沧桑。

发布于：江西省